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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看一桩在整部中国古代史里都找不出第二例的怪事。

洪武十八年，南直隶常熟县。

一个叫陈寿六的农民，带着弟弟和外甥，闯进县衙，把县吏顾英五花大绑，押着就往南京走。

一路上，他头顶举着一本书，逢关过关，逢卡过卡，没人敢拦。

这本书叫《大诰》，朱元璋亲自编的。

里面有一条规矩，白纸黑字：百姓如果遇到扰民害民的官吏，可以直接把人绑了，送京城治罪。

沿途胆敢阻拦的，枭首示众。

陈寿六到了南京，朱元璋大喜，赏了他两套衣服、二十锭银钞，免了三年杂役，还把他的事迹编进了《大诰续编》，号召全国百姓向他学习。

为了保陈寿六周全，朱元璋还加了一道狠令：谁敢找陈寿六的麻烦，族诛。

如果陈寿六自己犯了错，地方官没有审判权，必须押到京城，由朱元璋本人审。

你把这件事翻过来想一遍。

一个皇帝，给了老百姓抓官的权力，还替抓官的老百姓配了“谁敢报复就杀你全家”的护身符。

在洪武年间的官场里，当官的是被剥皮的对象，当百姓的是被护着的对象。

骂朱元璋“残暴”的人，骂了六百年。

可如果你把洪武年间他杀的人从头翻一遍，会发现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规律： 他那把刀，落点极其精准。

刀锋所向，几乎全在官绅和勋贵身上。

百姓的脖子，不在他的刀路里。

一、他为什么对官员那么狠：一份被贪污掉的赈灾粮 要弄明白朱元璋的刀为什么只砍官不砍民，得先回到他人生里最冷的那一天。

至正四年，淮北旱灾、蝗灾、瘟疫一起来。

朱元璋那时候还不叫朱元璋，叫朱重八，十七岁，家里穷得连种子粮都没有。

他的父亲、母亲、大哥，在不到半个月里先后死去。

他后来在亲自写的《御制皇陵碑》里回忆那段日子，写得很直白：家里没吃的，官府发的赈灾粮，被各级官吏一层一层扣完了，到他家的时候，只剩下一把糠。

他父母死的时候，连一口棺材都买不起，是用草席裹着埋的。

这件事，在朱元璋心里种下的不是“我要报仇”，是一套贯穿他一生的分类法： 官是吸血的，民是被吸的。

他后来当了皇帝，在《大诰》里反复讲这个道理，讲得极其直白：官员贪污的每一分钱，都是从百姓嘴里抠出来的。

他在洪武二年对群臣说的话，几乎是他少年记忆的直接翻译：“朕昔在民间时，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，往往贪财好色，饮酒废事，凡民疾苦，视之漠然，心实怒之。

” 所以他杀贪官，杀得毫无心理负担。

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，立杀。

贪官的皮剥下来，里面塞上稻草，做成草人，挂在下一任官员的公座旁边，让他每天上班一抬头就看见前任的下场。

洪武年间的四大案，空印案、郭桓案、胡惟庸案、蓝玉案，加起来被牵连诛杀的人数以万计。

空印案，全国十三个省、一百四十多个府、一千多个县的主印官员，几乎被杀了个干净。

郭桓案，杀了几万人，连此案的主审法官最后都被杀了。

这些数字，放在任何时代看都是骇人的。

但如果你把被杀者的名单从头捋一遍，会发现一个几乎找不到例外的事实：这里面，没有一个是因为“欺压百姓”之外的原因被杀的。

朱元璋不杀种地的，不杀做工的，不杀做买卖的。

他杀的，是那些手里攥着权力、然后把权力变现成从百姓身上刮下来的钱和粮的人。

功臣朱亮祖，镇守广东时仗着自己是功勋武将，胡作非为，欺负老百姓，朱元璋把他鞭死了。

驸马欧阳伦，违禁利用官府资源贩卖物资，地方官不敢管，朱元璋知道后，不顾求情，下令杀了。

这些人，不是死在“鸟尽弓藏”的逻辑里，是死在“你动了百姓的东西”这条线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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